How Do Cameras Bring Chaos to Taiwan Distant Water Fishery?

鏡頭大亂鬥

在工作場域裡很常聽到有關於「CCTV」的討論，不管是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非政府組織、貿易商、品牌、零售商…對它都有不同的想像，諸如想要拿來解決人權議題、提升科學資料蒐集，亦或是對於這個神祕的物件有下幾年覆蓋率的承諾…等略知略知所帶來的想像，而最常聽到的反對派通常是漁船經營者，理由不外乎「船員覺得被監控(?)」、「裝這個我有甚麼好處，沒有的話我幹嘛要裝？」

不比英文electronic monitoring (e-monitoring) 在英文語意上源自於一種 Monitoring, Control, Surveillance (MCS)的機制，透過電子方式(Electronic- XXX) 而非使用人為方式來進行管控，就是e-monitoring，澳洲的專家Claire Van Der Geest 解釋到傳統像漁船監控系統 (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電子漁撈日誌 (electronic logbooks; e-logbooks)…等搭配人為的監控，都是一種e-monitoring的方式。 為了比較容易了解台灣漁業界的語言，我們就形式與用途，將名詞簡略如下：

漁業觀察員(Onboardobserver)	派上船的人類觀察員，其工作是以第三方的角度觀察並蒐集漁業資訊，包括：捕撈、混獲、與瀕危物種互動；以及監管，通常包括查核捕撈與轉載是否合法合規…等。
電子觀察員(E-monitor)	透過CCTV結合其他存在的系統以及數位分析、智慧學習等方式，儘可能達成上方漁業觀察員所應該達到的功能。
閉路電視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	以鏡頭影像為蒐集資訊的方式，在特定的區域進行視訊傳輸並只在固定迴路設備裡播放的系统。例如錄影機、大樓内的監視器等。

在台灣常見捕撈區域的區域管理組織，對於延繩釣多半提出5%的覆蓋率，而台灣人經營的圍網船捕撈區域主要在中西太平洋，則要求100%觀察員覆蓋。這些數字的設計背景都有跡可循，包括船數的多寡、生活空間、對目標物種的影響力…等無法相提並論。

因為船隊太大所以出包指數稍微高一點的台灣漁船，在歐盟黃牌事件後到武漢肺炎以前在三大洋都有超過5%的觀察覆蓋率，也就是達到基本門檻，也很少在民間聽到要優先「增加觀察員覆蓋率」的討論，但陸地上隨處可見的CCTV到底有多難放到漁船上？ 以觀察員的工作包括的科學資料蒐集與監管來說，5%是不是也真的不夠代表性？ 直到兩個主要關鍵事件，才開始聽到漁港在討論起「攝影機」或攝像頭 (欸?)。

環境永續	漁業人權
​各漁業團體以相關船隊申請國際上人見人愛的永續漁業認證 (MSC認證)，經常發現科學資料不足，無法驗證相關指標。	美國在2020年9月30日發表《童工及強迫勞動製品清單》，台灣遠洋漁業的漁獲列名
主要原因是為了拿到MSC認證，經由專家以及顧問單位發現，科學資料不足，無法驗證沒有鯊魚割鰭棄身、或是無法驗證對於瀕危物種的混獲與存亡對生態造成的影響…等…按捕撈區域的不同或是船隊大小等因素有所不一樣。 於是國外知名的加工廠與其為數不算太多的台人經營的延繩釣供應船隊合作裝設電子觀察員，這項計畫應該於2019年或是更早一點就開始了。這一批的船長、船東因為搞不清楚到底那些攝影機是幹嘛的，只知道裝了可能魚價比較高，於是陸續完成裝設，截至目前為止，與其相關的兩個漁業改善計畫，大概已經裝設了40艘漁船的電子觀察員系統。	這件事件後，相關利害人都分別努力，而中正大學團隊提出「以科技完善海上人權保護與永續發展：建立以人為核心的遠洋漁業合宜勞動政策」計畫，提倡透過影像辨識搭配人工智慧分析、人類行為辨識等，減少海上暴力以及辨識工時長短…等。 於是老派的漁業人們透過這近三十艘 (目前應該是裝設了兩艘示範船)參與鮪魚公會太平洋長鰭鮪延繩釣漁業改進計畫的船東介紹，心中對於船上攝影機的印象是- 「協助解決人權議題用的」。

上述事件背後存在許多意義，首先就是喊熱(話燒)的人通常不知道在喊甚麼。

縱使意外頻傳、事件常發生，台灣遠洋漁業的管理在國際上其實仍算名列前茅，這也意外拆解了一個很殘酷的事實，就是為數非常驚人的漁船經營者通常把所有的責任、知能都交託給漁業署，每當要跟許多船東溝通的時候，你會聽到「這是漁業署的責任」、「漁業署說要交」、「你去問漁業署啊，我怎麼知道？」以及...「漁業越來越難經營了」。聽久了、聽多了甚至還容易被說服覺得漁業公司說的很有道理，但事實上是，經營企業的人怎麼能不了解所有利害關係？怎麼可以單靠管轄單位進步而本身沒有主動求進步？怎麼可以其他人不積極，我就消極？至於經營難易，同屬台灣之光的半導體產業也從來沒聽人高喊很好經營過，另外，更常聽到其他一級產業(農牧漁業)的透過新聞媒體、社群平台哭喊「不好經營啊！」說穿了，沒有一個產業是不需要改革或是不付出努力就…就…就...好經營的。真的那樣容易，就四處可見人人當老闆啦！所以，合理的企業管理模式就是要不斷地調整管理模式，不然用一樣的模式久了，不是被淘汰就是必須在好的時機主動棄權。當年最熱銷的Nokia也不是永遠都在做手機，可不是？這樣的窘境也可從討論價差、退貨時漁業公司通常是老總、老董跑第一去理論；但反觀討論公司符不符合國際的管理趨勢時，老闆通常是推一個助理、會計去面對，更甚者還直接連絡仲介、報關說，幫我處理這個！鮮少看到老闆帶著團隊去逐步了解法規、標準在寫甚麼？國際上發生了甚麼事？我們的管理結構出了甚麼紕漏？我們可以怎樣更好、更永續？

關於電子觀察員的投入，根本不是漁業署單方的責任(但是他們有很大的責任)。從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要提高管理效能，收集「客觀資訊」非常重要，然而一個遠洋觀察員的培育需要花費的努力相當多，而且出去一趟畢竟是人，還得牽扯休假跟薪資(是的，就是基礎船員常常發生爭議的那兩樣東西)，再加上調派人類去不同漁船、甚至是洋區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也幾乎是為什麼斐濟、澳洲、紐西蘭這些地方逐步討論如何以電子觀察員來增加觀察員覆蓋率的原因，也因為有比較高的科學資料，可以更有效的制定出相對不被撻伐的政策 (是的，不管怎樣的政策都會有人批評的)，接著在可行的範疇下，透過電子觀察員驗證政策或是規定是否被實現，這是不是聽起來跟前幾段在講述觀察員的功用有87分像？

這樣的邏輯用於漁業公司的角度一樣適用，撇除那些主動(或被動，whatever)允許船長和船員在漁船上隨心所欲的漁撈，有非常多數的船東本身不具海上經驗，對於海上的資訊都是「聽船長說的」，如果透過電子觀察員收集到漁業活動搭配資料分析的結果發現與公司治理的政策、國際法規、甚至是商業端的要求不一樣時，就應該變更管理模式，或是對相關人等進行處置，也不會有「都是船上做的，我不知道」這樣兩手一攤、事不關己的輿論出現。

其實不是只有漁船業者有類似的現象，關於「話燒的部分」各個專家、非政府組織通常只對自己有興趣的議題討論、研究，搞人文的不喜歡搞懂科學、搞科學的沒有興趣深入了解人文，過去曾經碰過許多顧問、學者、專家在討論錄影機的應用時，多半依照自己的研究或擅長的領域下手，但所謂漁船上空間有限，裝機一部就很難容忍另外一部的這個劣勢條件，提前規劃與整合是必須的，如同Geest提到的：

In instances where observers are already collecting data effectively, we don’t need to replace them with EM, we can see them as 2 complimentary tools, and in that way, we can have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and have really good verification of what’s happening at sea, which is the whole objective.

電子觀察員跟漁業觀察員這樣的系統與機制可以同時存在，並成為互補。那麼運用在解決人文與科學的資料收集也應該要相容，鏡頭角度的差異所收集到的訊息大不相同，應用的層面也不同，研究或是硬體規劃時，應該要可以預先規劃逐步擴增或是容許硬體升級，這些計畫的整合都需要相關人等同步參與，才不會接著導致漁船業者說「我已經裝了XXX，所以不想裝XXX」這種一頭解決乾旱而另一頭沒有解決水災的情況。

至於從商業、認證、或是非政府角度出發倡議安裝CCTV、EM (anyways)的產業菁英，必須要注意：

1. 了解鏡頭背後所蒐集到的是甚麼樣的資訊，可以帶來甚麼幫助？

2. 對直接利害關係人(也就是船東)進行嚴謹的能力建設 (Capacity building)。

3. 竭盡所能尋找可以幫忙的資源。

4. 切莫忘記「單一故事」帶來的風險。

長久以來，鏡頭、電子觀察員、CCTV都只是一個代名詞，鮮少有倡議人(這邊泛指所有鼓吹裝設鏡頭的人)在倡議前認真了解所謂漁業觀察員的功能為何，台人經營的漁船在三大洋為數最多的應該是中西太平洋區，其對觀察員的基本要求至少就可以從 Regional Observer Programme 以及 Table of ROP minimum standard data fields 2016 這兩份文件去了解，漁業觀察員是怎樣的計畫，符合國際區域管理組織所應蒐集到的科學資料為何？ 這套機器設備可以拍到海鳥嗎，與永續資源的改善關係是甚麼？ 這個系統是否可以順便擷取到漁船使用甚麼魚餌、下了多少鈎數...等諸如此類與規範相關的細節。

倡議人通常在自己不清楚的情況被迫要去要求產業或是船東裝設「鏡頭」，導致無限的踢皮球，要知道，漁業之所以問題拿~摸~多，就是因為看似遠征大海的漁業人們，其實很封閉也沒有真的很國際，除了過去沒有努力提升自身的知能，再加上莫名古怪的團結力，一旦一個漁業公司(或團體)的認知錯了，更會引起群眾效應，要再改變他們的想法時，難如...一些NGO好朋友無法輕易辨識黃鰭鮪跟大目鮪一般XD，明明客觀存在漁業人權的議題，但很多漁業人偏偏說是貿易商、品牌商、零售商要求太多，或是非政府組織惡意抹黑。也因此，落實完整教育訓練且反覆驗證漁業人對於相關專案、計畫、科技的認知，是無比重要的。

再者，不管是導入新政策、新硬體、新規定都會有陣痛期，不管是成本太高、導入時間久、搞不清楚狀況…等，都會使產業對於新事物有更大的排斥，即便資訊所屬應為漁船經營者本人，他們通常不自知，也通常不知道如何尋求資源。

“We’re at this point where we keep talking about it, but until vendors see government commitment they won’t invest, but unfortunately, governments won’t invest until they see the prices come down – we’re at this tricky impasse of chicken and egg.” - Claire Van Der Geest

即便政府願意投入，也會遇到政策與硬體業者之間的雞生蛋、蛋生雞的兩難困境，更遑論單純鼓勵漁業人裝設，連搞清楚狀況都不容易了，還要信心十足地自掏腰包說Let’s do it。再說就算船東準備好要安裝了，是否已經透過完整的溝通確保同樣為直接利害關係人的「船上船員們」了解這些鏡頭背後的意義與他們被保護的範疇？

這些片面的故事都是在倡議的時候無法忽略的故事片段，唯有了解、合作、共議，才有助於產業正面發展，不至於落入單一故事的危險。

讀後感想-

5 Questions: Claire Van Der Geest, Fisheries Consultant (and an authority on EM)